一部十二年前的征文集,是中轴线申遗的一个重要足迹

2011年3月12日《北京晚报》“五色土”刊载了《“我与中轴线”征文启事》。北京中轴线铭刻着我们走过的路,“这条线的历史,折射着我们民族的历史;这条线的变迁,见证着我们国家的变迁”;中轴线还凝聚着几代人的烟火气,“难忘老天桥看戏的那次巧遇,犹记中山公园那回赏花,不舍后门桥饭铺的那桌餐聚”……征文由北京晚报、北京出版集团、东城区委宣传部联合举办,东城区图书馆承办。征文活动受到热烈响应,到当年的10月收到稿件2000余篇,编委会从中选出70篇作品,结成《我与中轴线》一书,请著名文物大家罗哲文先生写了书名,2012年6月由北京出版集团出版,并且送上了在永定门举行的将北京中轴线列入《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》的庄严仪式。这次征文、这本书是北京启动中轴线申遗的一个重要足迹。

2012年《我与中轴线》出版

五色土2011年3月12日“我与中轴线”征文版面

曾存放在鼓楼围墙边上的大钟

流云旧影 至今读来仍感喟

“百岁漫画家”、著名报人李滨声以87岁高龄写《中轴线纪事二则》,其中之一记太和殿前日寇签字投降。1945年10月10日,太和殿前,坐北朝南,由东到西,十多米长的桌案是受降方的坐席。我方北平市长、第十一战区司令官以及诸军政代表威武端庄而坐。从内外城、远近郊赶来的数万计民众齐聚太和殿广场,同仇敌忾、气宇轩昂地要共睹疯狂鬼子的下场。降军代表排成一队,通过围观群众让开的一条宽约二三米的通道蠕蠕向前,站至受降平台前低头认罪,寇首们捧着自己的佩刀,轻轻呈在受降的桌案上,缴械投降。这是滨声先生20岁亲历的一幕。他一生画了几千张(上万张?)画,于北京中轴线的记忆大概也数不尽,或许说这是他脑海中铭刻最深的一幅画。(李滨声:《中轴线纪事二则》)

1900年夏,八国联军侵略军兵抵正阳门,在城头下设立十道栅栏,步步为营逼近守军阵地。清振威将军马福禄率甘肃临夏回族子弟为主的骑、步兵,自6月29日至7月2日与敌血战三天三夜,最终在第十道栅栏前饮弹倒下。《清史稿·马福禄传》记载了这悲壮的历史。《我与中轴线》征文,马福禄的孙子马竹华时年81岁,他写了自己的回忆;是1960年他的伯父到北京来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,伯父亲口给时年30岁的侄子讲的这件事。(马竹华:《庚子前门之战爷爷殉国》)

北京著名文史学者、《北京中轴文化游典·商街》作者杨澄1937年生于前门大街南端珠市口,离龙须沟一里地。

我曾在龙须沟北岸的一个明代破庙里念小学三年级,大殿改的教室阴暗漏风,整天闻着龙须沟散发的一阵阵呕人的臭气,鼻子都熏‘聋’了……太阳毒晒,龙须沟里的粪便垃圾跑气冒泡,像开了锅,冒着噎人的臭气;沟里的死猫烂狗(时有死孩子)膨胀得很大,时间长了还要‘嘭’的一声放炮。遇到雨天,那就更糟了。沟水泛滥,漫出沟沿,漫进院落,甚至升堂入室、漫上炕沿。随之而来是臭沟里五花八门的漂浮物和无处不在的白花花、圆滚滚的大尾巴蛆……(杨澄:《再见了龙须沟》)

我抄书,抄到这儿,不由给杨老师打电话,“您说呀,我抄到这儿,不由一阵恶心!”“嗨呀,听你念这点,我吐的份儿都有了。每走中轴线南段,我就想起这惨状!”

杨澄老师写征文回忆到少年时代,其中他写到自己的蒙师:

那个从小哄我玩、给我说故事,在旗的文瑞大爷,成了我有生以来第一个老师……文大爷说,前门大街是龙脉,你小子有造化,出生在北京城的脊梁背儿上!

文大爷是黄带子,也曾显赫过,现而今只能卖家当,租一个窄憋的小屋里活着。1949年,杨老师上中学,文大爷不愿再在杨家蹭饭,就赊了几盒烟卷,挎个小竹篮蹲在前门大街卖零烟。他不会摆摊,不会吆喝,干坐街旁木然对人,自然也卖不出去……

他是在他那间小黑屋坐着死的……小竹篮倒了,烟卷撒了一地。床上却整整齐齐地摆着两个澄浆底的蛐蛐罐、两个小鼻烟壶、一把波斯彩壶和一个镏金小画框……皇上赐的。他没钱买粮食,饿晕了两次,都没舍得卖这几件宝贝。(《杨澄:生在老北京的脊梁背儿上》)

王作楫,1939年生人,北京著名的民俗学家,上世纪50年代曾师从“北京通”金受申学习过。杨澄出生在城南珠市口,王作楫则是城北北新桥的人。杨先生少年时代主要活动于珠市口南北的永定门、天桥、大前门一带,王先生则主要在北新桥西的地安门、万宁桥、钟鼓楼。现在我们跟着1947年8岁的王作楫来到了钟鼓楼:钟楼原造的一口大钟被弃用,矗在鼓楼围墙东北角的墙根儿旁。无家可归的一家四口在钟下沿掘出一个“坑道”钻入坑里铺了干草,通口挂着草帘,“借用”了钟身做“大庇”之所。七八岁一小女娃,怀里抱个还只会哭的小弟弟,坐在钟底下等讨饭的父母回来。王作楫应是小女娃的同龄人,他2012年在征文中写:

我把口袋里仅有的几颗花生米掏出来,送给了那个小女孩,她……把一颗花生米放到嘴里,慢慢地嚼着,始终没有咽下去,然后吐出来用手指抹进弟弟的嘴里。小女孩就这样一粒粒地喂,可惜只有六颗花生米。

入冬下雪,王作楫又过大钟探头看,仍见小女娃坐钟底,怀里是一蓬干草,“弟弟呢?”“冻死了……”次年开春,大钟静立墙根儿如故,坑底干草零乱,草帘子斜挂一边,王问询得知,四口之家的女主人也是病亡,父带着小女儿知向谁边?(王作楫:《我的中轴记忆》)

北京中轴形成约750年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迎来75岁的生日。然而在75年之前,北京的市民经历过怎样的日子?这似乎是十分遥远的话题了。前边所引征文,李滨声(生于1925年)、马竹华(1930年)、杨澄(1937年)、王作楫(1939年),他们人生路上的初始岁月犹是“旧中国”,他们的“三亲”(亲历、亲见、亲闻)对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来说已是“遥不可知”的事情了!现在我们藉《我与中轴线》这旧书,一起来回顾当年这或宏大或细屑的记录,是会有良多感喟吧!

太和殿前广场

1949年2月3日,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队伍过前门大街

天地苍黄 亘古之变惹壮思

1949年2月3日,农历大年初六,13岁的梁秉堃站在前门大街路西的大栅栏东口,与数不尽的北京民众一起,观看隆重的人民解放军入城仪式。他是大栅栏胡同里观音寺五龙白酒厂的小徒工,劳动辛苦,日子贫穷。是头年什么茬口,买酒的来了个陌生人,向着铺面上说:“告诉掌柜的,少兑点儿水,少赚点儿钱!”说着手指比划着“八”字,“那边‘八大爷’已经过来了,人家可是向着咱穷人的!”打那以后,小梁子每想起这句话心里就“嘣嘣”地跳,盼着八路军、解放军早点过来!

集结在城南边的解放军队伍通过永定门、天桥、珠市口,装甲车、炮兵、骑兵和步兵……铁流般地奔涌过来。小梁子和民众们挥彩旗,喊口号,跳啊蹦啊,忘记了吃喝,忘记了时间。进城队伍过完了,路边上一位解放军干部:发黄白色的旧军棉服,翻毛的白色皮帽,胸上白底红字“中国人民解放军”胸章……小梁子不由迎上前去。“有事吗?同志。”“同志”梁秉堃心头一热,“我们孤儿寡母的,想找部队。”对方回答:“我在军管会工作,是顺义县牛栏山的人。”这是一代戏剧作家最初的“接头”……

我站在前门大街上没有动,眼看着解放军干部向箭楼走去,夕阳照得他满身镶起了金红颜色的轮廓边,很像一幅油画。(梁秉堃:《前门大街的天是明朗的天》)

战争时期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的女大学生杨芹,1949年7月1日接到紧急通知,当晚要在先农坛体育场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28周年大会。这是我党进入大城市以后,第一次召开的大规模群众大会。大约晚8时大会开始,会场里人山人海,座无虚席,嘹亮的歌声山呼海啸,《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》《团结就是力量》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》……

二十八年来你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方,你指引着斗争,背负着人民的希望,你领导着革命争取着人类的解放。千万人的眼睛向着你仰望,千万人的喉咙向着你歌唱。我们高声歌唱中国共产党……

夜10时多,毛泽东、朱德、周恩来、任弼时等赶来会场,众多民主党派领导和各界知名人士,北京3万余民众,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共呼口号:“中国共产党万岁!”“全国人民大团结万岁!”……大会一直开到午夜2时后才结束。三个月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盛典在天安门广场举行。(杨芹:《在先农坛亲历建党28周年大会》)

作者:杨良志

Tags: